《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著的采访实录，首次出版时间为2017年8月。互信范文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一则
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之后，人生历程中拉开的差距，除了所处的不同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时代的主观世界、主体努力与人格状态不同直接相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今天能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并明确为全党的核心，应当说，与他在陕北延安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的艰辛磨炼、积极努力，以及之后的历练密切相关。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王宪平一语中的：“习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1975年采访过习近平的曹谷溪说：“陕北七年是习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曾任延川县文安公社党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的白光兴也说：“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习近平奋斗的结果。”这些亲眼看见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锻炼且成长的人这样来评价习近平，充分展现了习近平真实的知青岁月和成长历程。读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出版)，习近平知青岁月的整体形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有追求
大部分人不同程度上都会有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艰难困苦可以成就一个人，它可以锻造你的心智和心志，也可以毁害一个人，它可以成为摧毁你的借口，究竟如何，关键看你的人生态度。要么在困境中崛起，要么在困境中毁灭。习近平是在困境中崛起的人。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有追求，志存高远。曾任延川县文安公社知青专干的刘明升说：“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说：“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在梁家河7年，习近平立志办大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这种毅力和决心，是一般人少有的。他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这就是养成了他胸怀为民谋福利的信念和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人生道路的不同。习近平后来返回北京，又有了有前途的工作，但他反而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下沉到基层，沉到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有大使命感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为什么？这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信念和抱负直接相关。一句话，在农村7年，习近平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这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7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之所以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第一步，一是与他这7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锻炼有关，他不甘于平淡生活，认为人活一世，要做一番事业，要在“修齐治平”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他成长的内因；二是外部因素。如党组织的培养，家庭与环境的影响，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等等。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有追求”，主要体现在“为民族担当”“为人民担当”“为党担当”。
能吃苦
在困境中生存和生活，首先意味着要经受苦难。能吃苦者，就能经受苦难的考验，能磨其心志，苦难会成为他人生成长的教科书和难得的精神财富。怕吃苦者，会整天处在抱怨之中而不可自拔。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是说，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和担子给这样的人，一定要先使他们的内心痛苦，使他们的筋骨劳累，使他们经受饥饿，使他们受到贫困，通过这些来使他们内心警觉，使他们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们原来所不具备的才能。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书中提到，习近平是“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习近平把7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留在梁家河这个山沟里。7年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为习近平担当党和国家大任，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延川县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说：“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69年在延长县插队的知青孔丹说：“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这些朴实的话都是真实的写照。习近平到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一开始要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应当说，这四关过得很艰难。就是说，要找出一条从梁家河走出的路，对那时的习近平来说，实在太难了。如果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得不到升华，就会处处怨天尤人。别人是从零开始，而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习近平没有消沉，他不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闷，反而比较坚强，能吃苦，能顶住压力，这使他度过了这四关，也使他的精神得到了升华，思想得到了提升，认识得到了提高，这就是：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落后面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能吃苦”，主要体现在他为民族、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竭尽心力。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二则
学习总书记知青岁月感悟⑾
父辈们总说“人要活出个人样”，话糙理不糙，人要有人样，青年也要有青年样。那么青年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从一个懵懂孩童成长为涉世青年，在二十年的学习生活中，每每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心中或许能够浮现出一些零散的答案，但是它们大多转瞬即逝，在我心中只留下轻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带我走进了一段属于总书记和与他一样下乡插队的青年的生活，虽然那时的环境与现在已经大有不同，但是我还是在其中寻找到了一直追寻的答案——青年应该是个什么样？
青年当学习——立身以立学为先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知青岁月中受访者们提到很多的就是青年习近平在插队的岁月里始终与书为伴。从北京到梁家河，别人带衣服，习近平带了两箱子书。劳动累了，别人忙着休息，他忙着看书。从社科著作到理工教材，习近平的书单涉猎广泛，有的时候为了一本书，常常要走上几公里去借。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惭愧起来。按道理，在这个时代里，想要读书不是什么难事，你只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选上几本书，把它们加到书架里，随时随地，就能看上几眼。但也许是这电子的书籍终究比不上纸质的书籍令人向往，又或许是繁多的信息已经迷乱了我的眼睛，总之这种种理由摆在这里，让我又心安理得的做起了“文盲”。“书到用时方恨少”，只有在每每词穷的时候，我又会悔恨起来，对自己的懒惰和不好学嗤之以鼻。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年纪虽然小，但是处事沉稳，讲道理，大家都听他的。这种沉稳的性格和在讲道理中蕴含的言语的力量，我想正是读书和学习所赋予他的，读书的益处不言自明，并且不分时间、地域和人种。于内有欧阳修“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先”的箴言，于外有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年龄愈大，这种“缺书”的感觉就愈明显，于是我也开始拿起书籍读了起来，虽然不能像青年习近平一般如饥似渴地读书，但是在读书中也领悟了许多真谛。
青年当崇善——爱人者人恒爱之
“近平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从对灵娃的和和气气到对乞食老汉的解衣推食，习近平用他的真诚、善良、感恩和人们交往。这种善良不是一时片刻，而是从一而终，无论是他在梁家河，还是在其他的岗位，对于梁家河人们的求助从来是尽力帮助。“爱人者人恒爱之”，正是总书记这种真诚、善良、感恩的品格，帮助他赢得了人民的认可，群众基础极好。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在疑问，为什么自己不受欢迎，又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但在此之前，更需要审问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在想要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帮助过别人，有的时候善意或许就是随手之劳。还记得在某年暑假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志愿服务，有的志愿者因为驻守在酒店，无法领取主办方赠送的纪念品，当时的我没有想太多，就顺手拿了8份纪念品送去了酒店，当志愿者们收到纪念品的时候，露出的笑脸和感谢的话语，到现在我还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也笑了，笑的很开心，回家的路上一下子就打到了车，当时我就想做好事真的是会幸运的。人的品格决定了他的行动和高度，善良、真诚、感恩只是品格中的一小部分，但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心中有善，即使前路坎坷也有人与你作伴，大爱永存，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经过验证的真理。
青年当实践绝知此事要躬行
从6个工分到10个工分，从一个下乡知青到村支书，七年的知青岁月告诉青年习近平一个道理：一切想法最终都要用行动干出来。一个从北京城来的15岁少年，到了梁家河，短短时间就成了生产能手，这其中是日复一日的劳动锻炼；一个新上任的村支书，建成了沼气池、办成了铁业社、打出了深水井、成立了代销点，这其中是远赴四川学习、挽留技术达人、劝导村中居民、突破条件局限种种的努力与实践。当我还在校园的时候，老师们总是告诫我们一定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是当我作为研支团志愿者第一次迈入社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以为我做好的实践准备，其实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就拿讲课这件作为老师最基本的事情来说吧，做学生的时候，从不觉得老师上课有什么难，只要备好课不就可以吗？当你真正站上讲台面对学生时，你会发现学生的状态、理解能力、兴趣等等元素都会影响到一节课的质量，想要教好学生也不仅仅是上好课这么简单。想要当好老师，也要不断地实践。于是我开始努力地记忆学生的名字，在课堂里争取点到每个人的名字；努力寻找多媒体素材，转变单一的授课方式；有规律地找学生谈心，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意见以便不断调整。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不断地尝试、调整之后，当我看到学生的脑袋抬了起来，眼神看了过来，我的内心也是无比的兴奋。“光说不练假把式”，我曾经畅想着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而当我来到4000公里外的云南，在这里开始一年的支教生活时，我才发现这里的国情民情等着我不断地去发掘，去实践，在实践中寻找真知。
青年当立志位卑未敢忘忧国
战争年代，有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发展年代，有习总书记“为人民多做些实事”的理想。在这个每天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复兴了，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够生活得幸福。正如书中被采访者孔丹所说：“不要只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献。”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为国家社会的发展立下志向，于我而言，就是“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支教，做好自己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我支教的地方，是在祖国西南部的彩云之南，这里人们生活安逸祥和，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这里的孩子们朴实单纯，对于外边的世界，他们知道的还很少。我们能做的可能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地把外边世界好的东西带给他们，将外边世界的爱心传递进来。所以，抵达支教地后，我们前往当地的青年之家，和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每天早晨我们相约，帮助孩子们辅导功课，给他们讲讲我们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带孩子们学书法、做素拓。十几天下来，每个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记在脑中，也记在了心里。在上大学期间，我们也曾积极联系社会资源，帮助当地的小学生实现他们的心愿，当收到礼物的孩子说出“谢谢哥哥姐姐”的话时，我的心里暖洋洋的。我想，趁着年轻时，能够立下一个志向，将自己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光荣、一种使命，也是人生奋斗的真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帮助他选择了一条为人民做实事的道路，而我选择了到西部去支教。结束知青岁月的总书记22岁，结束支教的我也将22岁。22岁，青春正当时。
十九大报告中说：“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将带着属于青年人的朝气，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服务，活出青年当有样！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三则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下篇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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