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维稳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三篇

　　当前维稳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篇一

　　一、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年来的信访总量和接连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不难看出，大多数是因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矛盾触点增多，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破坏性增强的特点。当前，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随着县域经济不断扩大，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使维稳形势变得较为复杂，各种不确定因素还很难预料。房地产等建筑行业引起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债务纠纷会增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失去务工机会，将给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带来新的问题。

　　（二）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绝大部分群众对征地拆迁与安置补偿的态度是积极的，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但是，一些个人和组织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擅自降低补偿的标准，拖延安置补偿时间，实行强制、野蛮拆迁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发群众的对立情绪，滋生了不稳定因素。

　　（三）“三大纠纷”问题。争地争水争林问题绝大部分能在基层人民调解中得以妥善处置，但仍有个别因种种原因，转化成较为激烈的冲突，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危害。

　　（四）企业改制问题。由于企业改制必然要调整诸多企业原有的经营机制，如企业人事制度的变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势必会对企业职工的利益带来冲击。当企业职工认为自身利益受损时，就会引发不稳定因素。此外，个别人借企业改制之机，侵吞国家、集体利益，激发职工对企业的不满，进而对企业改制政策不满，从而形成不稳定因素。

　　（五）刑事犯罪问题。公安机关通过“神剑”系列专项整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的目标。但是，抢劫、抢夺、杀人、重大盗窃等暴力犯罪和侵财案件还时有发生，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六）涉众型经济犯罪。一些人或组织受利欲驱使，非法吸取一些急于致富群众的资金，随后将资金据为己有，或用于自身的经营，无法兑现当初“高额回报”的承诺，致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伤。非法集资还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安全。

　　（七）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活动。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对我国进行渗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各级各部门加大了对邪教组织的打击力度，但是，仍有一小撮顽固分子在外来势力的操纵和蛊惑下，秘密从事破坏活动，在一定区域内滋生了不稳定因素。

　　二、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对策

　　纵观当前社会政治稳定大局和局部范围内存在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不难看到，个别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转化为较激烈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滋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新类型的不稳定因素会不断出现，敏感时期依然是不稳定因素的多发时期。因此，必须做好新时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一）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暴露出我们的一些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忽视群众诉求。我们要深刻反思，在转变工作作风方面狠下功夫，敢于直面矛盾，敢于面对群众，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三严三实”等专题学习教育。

　　（二）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对于民生问题，一要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做好建档立卡户扶贫开发、生态移民搬迁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安置等工作；二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规范和完善城乡居民的低保、新农合工作，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三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推进结对帮扶活动，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医疗卫生、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社会治安问题，要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深入开展“神剑”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重点打击涉黑涉恶有组织犯罪，爆炸、绑架、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犯罪，解决社会突出治安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破坏活动问题，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斗争的警惕性，强化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活动的管理监督，要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和保密教育，健全完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的长效机制。对于群体性事件问题，要完善工作预案，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把群体性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三）加强和完善维稳工作机制。一是加强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健全维稳信息员和民情联络员制度，发挥其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社会触角广的优势，全方位收集和掌握各类苗头性信息，通过分析研判，作出科学预警。二是落实重大决策（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发现的隐患，要及时处理，坚决防止决策不当引起不稳定因素。三是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吸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健全和完善干部帮扶联系群众、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制度，搭建沟通平台。比如，海盟金网开发的社会维稳管理系统，社会维稳管理信息化平台构建覆盖全面、触觉灵敏、反映快速的维稳信息预警体系，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诸多因素、社会突出问题进行及时采集上报、督查督办;对辖区内发生的各类不稳定事件和涉稳人员进行快速处理和监督管理。

　　当前维稳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篇二

　　1.维稳问题泛化，侵害民众正当的权利

　　不少官员认为，现在社会矛盾多，矛盾尖锐，发生局部社会动荡的概率高。出现“不稳定幻想”，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1]。在不稳定幻想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将民众的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以维稳压倒一切为借口，肆意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甚至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对民众进行非法拘禁。据南方新闻网2013年02月06日报道，2012年2月，河南禹州农民王高伟出资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承租了126号院和102号院。付朝新雇用了王晓隆、赵俊杰、王壮壮等人，专门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这些非法拘禁场所多为各省市驻京办在大兴区租用的大院，用来拘禁上访人员。这些“黑监狱”非法拘禁的上访人员数量，一般至少有10人，最多时超过50人，持续时间2到10天不等，一直到驻京办工作人员将上访者接走为止。

　　2.维稳带有暴力打压性和利益补偿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地方如果出现群体性事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被一票否决[2]。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花钱买平安，对可能影响稳定的民众进行经济利益收买，无原则地迁就这些民众的要求，而不考虑其诉求是否合理，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稳定的问题。这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和问题，使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更大的不稳定问题的出现。经济利益收买不成时，有些地方政府就采取暴力手段对付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众。暴力维稳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与党的群众路线政策格格不入，侵蚀党的执政群众基础。不论是花钱维稳还是暴力维稳，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只是掩盖了矛盾和问题，使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加剧地方治理危机的难度，稍有不慎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3.维稳投入过大，挤占了民生的投入，增加了财政负担

　　近年来，全国各地用于维稳的人财物不断增加。据合肥晚报2012年9月12日报道：截至9月初，全市建设人民调解委员会2101家。其中，乡镇街道调委会123个、村居调委会1665个、企业及行业调解委员会313个，在册人民调解员16137人。据中国经济网2014年7月27日报道，涉嫌刺死民警王军干的访民张小玉成了整个焦作市政府最头疼的人。张小玉的劳教书中提到：“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期间，李封办事处因张小玉到北京非访，所花费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14万余元。”就全国范围来看，根据我国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不改变，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巨额维稳经费挤占了用于社会保障的份额，进而导致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反过来又要增加维稳经费，维稳成本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要负担。

　　4.不依法维稳，导致越维稳越不稳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依法执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事实已经证明，以非法治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并不能取得维护社会稳定的长久效果。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纠纷不讲原则不依法办事，指望通过金钱来安抚，致使民众在遇到利益纠纷时，往往不愿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观点，通过无理取闹获得非法利益。这种模式的维稳，只会导致越维越不稳。

　　5.以维稳为借口，阻碍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上。虽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不少官员以维稳为借口，不积极设法解决矛盾，而是得过且过，只要在任内不出大问题，任期一到或异地继续当官或退休，并不损害其个人利益。不可否认，我国出现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挂在口头的尚方宝剑就是维稳压倒一切。他们常常渲染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取得共识，如果贸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危言从听的言论，极力阻挠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维护其自身利益。

　　当前维稳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篇三

　　现在，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维稳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法制建设中的立法数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惠及民生的政策规定不断建立和出台等等，但是现今群体性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很多群众对党、政府以及社会的不满情绪还没有得到转变。这说明我们国家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以及社会不和谐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同样也意味着我们的维稳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没有取得关键性的进展。其原因就在于当下整个维稳工作思路存在问题，进而导致具体工作的手段、目的、标准以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等等都出现了问题。

　　现在我们的维稳工作思路主要以化解矛盾和预防矛盾为主，这种思路看似正确，但实际上是经验、片面、被动的，它必然导致我们工作被动，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因为矛盾是无穷无尽，不可避免的。这种思路会对具体工作的手段、目的、标准以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等等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来看工作目的和标准。根据化解矛盾的思路，我们的工作目的及标准将简单的停留在化解矛盾和平息事态之上。这样的目的和标准在现实中很容易因为它的功利性导致一些人“乱作为”，进而对我们整体的长期工作造成极大伤害。原因在于，如同“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现实中化解矛盾和平息事态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但其中有些方法是不好的、甚至是危害极大的。如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甚至欺骗等手段绝对是最有效和快速的办法，但这些通过刺激和利用人们心理阴暗面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会使我们未来无法有效的发动和组织群众，从而给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埋下重重隐患；除此之外，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和标准还将进一步导致群众基础工作的薄弱。可以说，这也是中央的很多精神、文件在基层落实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来看工作手段。预防矛盾产生的工作思路，使我们现在很多领导以及“看似很有水平”的专家，在考虑和解决问题时过度的迷信和依赖于法律、制度、机制、政策等手段。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虽然很难从文字逻辑上证明其有什么不对，但是它在实践中很有“纸上谈兵”的倾向，衍生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错误，造成工作方法手段死板僵化缺乏灵活性，并间接的刺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基层部门在很多时候的“不敢作为”,同时也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管理以及正常运行的成本。

　　第三来看工作积极性。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些简单、单一的工作，人的主观积极性或许并不太重要，但是对于较为复杂或有些难度的工作来讲，十个被动工作的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主动工作的人。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那么多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的案例或典故都可以为我们做出证明。我们的维稳工作显然不是一种简单和单一的工作，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复杂的、很有难度的一项工作，所以工作积极性对于维稳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当下化解矛盾的维稳工作思路，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矛盾，但是矛盾却是此起彼伏、无穷无尽的，这就意味着工作人员根本不能看见工作的尽头和成功的希望，这必然导致人们工作积极性下降，而具体工作的落实不力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所以说，当下维稳工作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找准正确的工作思路以及手段、目的、标准。而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以及影响有足够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而非像现在大多数的文章一样简单的停留在描述、统计、归纳、总结的层次上面。